2011年田野考古领队班的收获与反思

 新葡8455文物考古     |      2020-01-19 07:32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修订、推广与培训 发布时间:2012-10-23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 赵 辉点击率:

2011年田野考古领队班的收获与反思 发布时间:2012-10-19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吕红亮点击率:

1、修订《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原委

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上,考古领队培训是颇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培训已持续了几十年,受训人员逾千名。通过邀请着名考古学家集中授课和参与田野发掘,成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考古学者,促进了中国田野考古技术的迅速提高,并直接催生了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因为其鲜明的学术导向和严格的管理考核,考古学界内部的人都乐意将这种培训班称为“考古黄埔”,并将不同届次称为“黄埔某期”,此足以彰显考古学界对其质量水准及所肩负使命的认同。

和1984年颁布施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相比,2009年10月重新修订和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最主要的变化是补充了将聚落考古的理念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和与之配套的技术标准。之所以有这方面的改变,原因是自原《规程》颁布以来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变化。

然而一个显着的变化是,近年来考古领队培训模式开始发生了强烈变化。在形式上,表现为培训时间的缩短;在内容上,表现为田野发掘实践的压缩甚至取消,而突出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的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考古学理念的巨大变化和这门学科的活力和广阔的前景,是学科对“时代的召唤”呼应。以下,笔者仅就参加的2011年洛阳田野考古领队培训,谈几点个人认识。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物质文化年代框架,大多数田野考古项目的目的是获得可供此种研究的资料,田野技术方法是针对获得这类资料设计的。1984年国家文物局制定和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主要也是规范这类田野考古活动。 中国考古学中,聚落考古早已有之。自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以来,聚落考古项目虽然不多,却也不绝如缕。但很长时间里,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精力不在这个方面,对聚落考古方法的认真探讨也始终没有展开。 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学术界开始了解国外主要是西方考古学的动态,其中也包括西方的聚落考古。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经过数十年的积累,达成建设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任务目标已可预期,学科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结论其实颇为明了,即需要通过聚落形态研究复原古代社会,从而深化发展中国考古学。随着学术界在这个方面逐渐取得共识,聚落考古工作逐年增多。与此同时,大规模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往往面积很大,工作中就需要有对聚落全局的思考和把握。而为了更好地进行遗址保护规划,也需要通过田野工作提供聚落结构的相关信息。总之,当聚落形态的田野考古渐成主流之际,就需要一部与之相应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规范这类田野工作。这引起国家文物局的重视。 北京大学在1980年山东长岛北庄遗址的发掘中提出了聚落研究方向。此后,围绕这一方向上的探讨在湖北天门石家河、河南邓州八里岗、广东银州、浙江普安桥、山西襄汾曲村、陕西扶风和岐山的周原、周公庙等遗址的工作中持续至今,逐渐积累起一些经验、心得,也收获了许多研究成果。 2003年,国家文物局委托北大举办全国田野考古人员培训班。在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全力协作下,培训班在临淄桐林遗址开办。鉴于以上对学科发展趋势的理解,我们将聚落考古的理念、技术方法作为了这次培训的重点。这次培训取得了最好效果,国家文物局给予了肯定。国家文物局在2005年再次将举办培训班的任务委托北大的同时,把修订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任务也交给了我们。 2008年北大向国家文物局交出修订稿。因其是学术语言和格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业人员将其修改成行政法规的文字表述,并利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广泛征求业内意见,最终形成目前看到的《规程》文本,于2009年10月正式颁布。

收 获

2、主要修订内容 新《规程》在原《规程》基础上充实了聚落考古的理念和相关方法、技术的内容,比原《规程》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这是建立在中国考古学整体水平业已提高的基础之上的,是针对当前各地考古人员中上水准制定的技术规范。这也是我们修订工作中把握的总原则。 概括而言,新《规程》新增或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把田野考古技术视为一个由发掘清理、测绘记录和遗物资料采集三个子系统组成的技术体系,分别制定其技术标准。淡化针对不同遗址、遗迹类型的具体作业技术方法的特点和区别,规范田野工作中应当普遍遵守执行的方面。如任何发掘项目必须建立统一的三维坐标测绘系统,又如必须制定统一的遗物采集标准,以及各种记录形式的规范性等。 将全覆盖式的区域调查作为发现和确认遗址的基本方法;将对发现和确认后的遗址进一步的勘察工作要求突出强调出来。 明确提出“地面”这一在发掘现场把握聚落空间结构的地层学概念和相应的作业技术要求。 明确提出“堆积单位”这一小于并包含在遗迹单位的概念,在作业上将其规定为一次清理、记录和取样完成的基本单位,目的是通过对作为一个功能单位的遗迹其建造、使用和废弃的不同环节形成的堆积的把握,获得相关人们行为的信息。 在资料整理和刊布环节,强调文化堆积形成过程的整理和相关资料客观全面的发表,试图通过这个措施,引导发掘者关注文化堆积形成过程中人类行为信息的重要性。 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途径无非是两种:一是靠现代科技手段开辟新的资料信息种类;一是对传统资料的多角度的分析。因此,同样在资料整理和刊布环节,新《规程》不再突出强调类型学分析及其成果发表的重要性,而是试图引导整理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把注意力放在对考古资料多角度的分析整理上,并指出将各种分析所得按照它们在地层单位中的共存关系汇总发表是考古报告最重要的任务。 最后,新规程强调了建设资料信息库的重要性。

1.“明降实升”:高精度的资料是田野考古的目标

3、新《规程》的培训与推广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尚未颁布之时,即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新《规程》在将来能够得到顺利落实,国家文物局又专门组织专家学者,制定了按照新《规程》的田野考古项目的考核办法。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还制定了有关新《规程》的培训计划。作为《规程》的修订者,北京大学承担了主要培训任务。 2009年,北大主持了面向全国考古领队人员的新颁《田野考古规程》培训,培训对象为所有具有国家文物局颁田野考古领队资格的领队人员,总计培训包括北大教员在内的一线领队近700人。 新《规程》的落实应当首先从北大自己开始。2007年河北曲阳定窑、2008年甘肃礼县大埠子山、同年陕西岐山周公庙、2009年山东章丘东平陵城遗址的发掘中,我们都对考古队提出了落实新《规程》的要求,并委派参与《规程》修订的老师到场协助《规程》有关内容的落实。北大的《田野考古学概论》、《考古测量》等课程的内容也迅速进行调整,并改由参与《规程》修订的教员任教。因为有了这些准备,当国家文物局于2010年和2011年再度委托北大举办田野考古人员培训班时,我们才有信心将培训合并在我们的学生实习中进行。这两次培训的地点分别是河南邓州八里岗和陕西岐山周公庙。此外,我们进一步完善田野调查和发掘的电子数据库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 此外,在协助国家文物局落实新《规程》方面,我们还做了一些工作。我本人在多个场合宣讲过新《规程》。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的发掘中,与浙江所领队孙国平先生合作,规范了发掘中的记录和系统取样;和浙江省考古所一同建立起良渚遗址群大范围测绘记录的坐标系统;与河南省文物局和省考古所合作举办田野考古调查培训等。

1984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工作规程,从国家主管部门层面对田野操作规范做了详细的规范说明。二十年来,这个“白皮书”成为指导中国田野考古实践的主要纲领性文件,得到了广泛贯彻,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随着世界范围内考古学思潮的一系列变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革新,田野考古也在技术和理念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观。基于此,2008年国家文物局修订了指导中国田野考古几十年的田野考古规程。这一方面是顺应“时代的召唤”,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学科发展方向的更高预期。我认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转折表现为对田野考古目标的变化。

4、收获与经验 从山东长岛北庄遗址的发掘起,北大在探索和凝练聚落考古方法上已经经过了20多年。通过修订《规程》,能够将这20多年的心得、经验做个系统梳理和理论总结,对北大而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全面提高北大在这个方向上的水平的难得机会。 自新《规程》出台以来,我们在各种场合听到的评价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归纳一下的话,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新《规程》提倡的聚落考古理念的认可,认为新《规程》有关开展聚落考古的工作方法的要求必要而及时。这些年各地申报的主动发掘项目中,以聚落研究为目的的项目逐年增加;配合制定遗址保护规划而开展的考古更是以了解聚落结构为目的;大量的基本建设中的考古项目多数要求一次揭露相当的面积,同样遇到对遗址整体把握的问题,于是,聚落考古不再是少数单位从事的学术前沿,而是随处可遇、随时都要处理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业界对新《规程》的颁布,在聚落考古工作技术方法上给予指导和规范,普遍认为是非常及时的。 第二,从聚落考古的理念出发,在有关新《规程》的培训中,我们强调了在发掘过程中对堆积中的“地面”或“活动面”的把握,规定领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据此协调工地进度。在培训中,我们采取一些措施,让学员走出探方,掌握工地全局。我们认为,今天的田野领队的培训标准不应仅仅要求他正确把握发掘区内地层的叠压打破关系,还应当对空间全局有一定的掌控能力。有关这方面的培训内容,大多数学员感到十分新奇。近些年,如何保障一个大规模和长周期的田野考古工作的质量,也引起学术和管理高层的注意,开始考虑领队资质是否再分级别的问题。我们的工作算是对此做了些积累和准备。 第三,新《规程》将田野技术视为一个系统,分成发掘、记录和取样三个子系统,规定田野考古领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协调这三个子系统的运转实施,以保障所得资料的完整、准确和有效。在各种培训中,这一点也通过一些必要的措施给予了强调,其目的是培训学员对这个技术体系的整体掌控能力。由于整个田野技术体系构成复杂,且计算机管理等新手段的引进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复杂程度。故新《规程》推广普及的初期,这方面的困难一度较大,认为是繁琐和不便。但在尝试过程中,一旦各种技术形式之间的互补关系得到理解,反映就越来越正面。 第四,资料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阶段,我们有意引导了对遗物多角度的分类整理。但这在当前还是一个刚刚起步探索的阶段,尚没有形成具有比较普遍意义的作业程式。因此,总体上我们感觉这个方面的成效不大。但今天在这个角度上的点滴积累,都是将来在这个方面形成气候的基础。 随着学术的发展,我们也发现新《规程》还有进一步丰富充实的空间。例如应当明确提出在田野发掘现场对文化堆积形成过程的研究,寻找把握遗迹空间分布变化的关键层面,据此进行文化堆积的分期的要求。遗址上文化堆积的分期与文化分期是不同的概念,表达的是遗址上人们行为模式的变化,后者则指文化面貌的变化。中国考古学中,于后者做得很充分,但于前者,尚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应当明确提出在资料整理环节对遗物进行多角度分类的要求。习用的类型学“分型定式”是把遗物中主要表达年代的信息的归纳整理,是诸多分类角度中的一个方面。古代社会的复原研究,还需要许多系统化处理后的其他种类的信息。这两点建议,请在将来再度修订《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时予以考虑。

传统上,中国对田野考古水平的评估多强调基于严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型”的考古报告,虽促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田野报告,但也导致的一个问题,即随着学科的发展,后来的研究者很难利用已出版考古资料发掘出新问题。因为报告多是基于发掘者个人在特定学术环境下的主观认识,资料的收集和发表、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新规程的一个重要变化则体现为强调发掘现场的相关研究(地层学、堆积埋藏过程、提取采集后续研究资料),不强调资料整理阶段的主动性研究。从而,判断一项田野考古工作质量的优劣不再是考古报告的编写,而是取决于资料的记录、保存和公开状况。这个乍看起来“明降”的标准,实际上是“暗升”,它要求考古发掘者以科学、全面采集发表第一手资料为要义,以累积可为他人利用的原始档案为目标。如此以来,我们便可设想,即便因为种种原因,一些报告未能出版,但后来的研究者依然可利用发掘者累积的原始资料进行再解读,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中国文物报》2012年6月22日7版)

2.“挖出来怎么办”:现场文物保护是田野考古的必要内容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已经形成共识,任何考古发掘都是对古代遗产的某种破坏,任何考古学家在从事发掘时都有其“盲点”。所以,最大限度的提取和保存历史信息显得颇为关键。基于此认识,本次考古领队培训对现场文物保护的给予了特别强调。通过邀请具有理工科背景的考古学家的专题讲授,使我们认识到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必须特别注重对现场遗迹遗物的保护,田野考古的经费安排和人员结构就不能再停留在传统构架上,不仅要考虑“怎么挖”,而要考虑“挖出来怎么办”。比如,面对一件支离破碎、但色彩鲜艳的精美漆器出土,传统的做法是尽快绘图照相做好记录;而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等上述工作做完,这件文物已经面目全非,精彩的花纹已消失不见。如果采取有效的现场保护措施,则不但可避免此悲剧发生,还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检测漆料成分确定其种类、产地来源,从而复原当时社会交互网络。由此可见,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可将传统手段无法完整揭示和保存的重要遗迹遗物予以保存展示,还在于可通过后续的实验室研究给予考古学研究本身提供了诸多新视角和新问题。所以,现场文物保护应是田野考古的必要内容,并非可有可无。